基于批判现代社会的目的，卓别林无意拍一部杀人惊悚片或悬疑片，他无意满足公众的好奇心，故而，他回避了凡尔杜其他几起杀人细节，只着力描绘两次想杀死由美国喜剧明星马萨·雷耶扮演的悍妻，投毒、将其淹死在湖中，都失败了，谋杀过程，既无悬疑，也丝毫不觉得恐怖，倒显得又滑稽又可笑，让人想起那个慌里慌张老是将事情搞砸了的笨拙的夏尔洛，凡尔杜这个杀人犯，在观众心中变得又可笑又可怜起来……巴赞说：“如果凡尔杜先生能够如此轻易地将我们拉到社会的对立面，那是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是和他站在一起。如果在他的谋杀对象和他本人之间二者择一，我们的同情心仍然会倾向凡尔杜先生。”

但观众对凡尔杜的同情，不仅仅因为他的可怜可笑，而是，凡尔杜，即使是一名连环杀人犯，也从未丧失人性。这种人性，表现在他对他的残疾妻子、嗷嗷待哺的儿子，拥有的爱与责任，并非是对私人占有物的爱，的确是一种牺牲与责任，是对比他还弱的人的爱与保护。所以，当他遇见一个刚刚出狱的姑娘——那个姑娘为了爱人去偷一个面包而入狱，请回想《城市之光》中为了盲女“夺”钱、锒铛入狱的夏尔洛吧，请回想《摩登时代》中因饥饿偷面包、被夏尔洛救下的女孩吧——想到自己也是为了妻儿在犯罪，心有戚戚，他面不改色地拿葡萄酒替换掉想毒杀她的毒药，并慷慨地将两张一千法郎塞到姑娘手里。凡尔杜对自己的杀人罪恶有绝对清醒的认识，并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上文说，夏尔洛只有面对爱的时候，才会激发身上高尚的品德与激情。凡尔杜也一样，只有爱，能让他稍稍与社会和解一下：在他忙碌的杀人生意中，那个安顿在乡村花园洋房的残疾妻子、幼小儿子，是他在人世的最后一点温暖、最后一丝情感寄托，这个家让他稍稍喘口气，让他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人”，而不是“杀人机器”。所以，当他遇见一个同样为爱情牺牲自己的姑娘，他约束了自己的杀人欲望，甚至慷慨地资助她。

然而，凡尔杜的最后一丝情感与希望也被抽离了。妻儿死掉，彻底破产，贫病交加下，他再次遇见那个被他救济过的姑娘，如今那个姑娘想报答他，想让他过上阔气舒适的生活。可是，当他得知，这个因他内心残存的一点爱而救济的姑娘，最终是嫁给了一个以杀人为业的军火商时，他彻底绝望了，普文斯式的女孩神话，彻底破灭了。凡尔杜，这个过度使用社会规则的人，恰好还残存着一点点人性，恰好是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罪恶，才最终成为一个失败者的。所以，凡尔杜终究如夏尔洛一般，是一个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人。凡尔杜承认自己的失败，也厌倦了竞争游戏，他原本可以再次逃脱警察的追捕，却事不关己一般挤在围观的人群中，警察受惊吓似的询问他：“您就是凡尔杜先生？”他略略欠身、彬彬有礼地回答道：“正是在下。”

在法庭审判上，凡尔杜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假如有人杀了一个人，大家都称他为一个凶手。假如有人杀了千百万人，他却被当作一个英雄而被歌颂着。人们可以向那些发明了屠杀妇女和儿童的炸弹的人祝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权势就能获得成功……

从未有一个人，如此尖锐地对整个现代国家、现代社会提出批判，卓别林也从未如《凡尔杜先生》中那样绝望。《马戏团》中，夏尔洛即使是孤单一个人，也会坚定地朝远方走去；《摩登时代》中，夏尔洛与女孩尽管再次失去工作、被警察追捕，还是手挽手充满信心地在朝阳初升的大路上向前走去；《寻子遇仙记》中的夏尔洛终于找到了儿子，《城市之光》中，夏尔洛手拿玫瑰花，深情地与眼睛好了的盲女相认了……夏尔洛无论身处怎样的困境，卓别林还是给观众，也给自己，留下一线希望与温暖。然而，当夏尔洛成长为凡尔杜，卓别林却将最后一点温暖与希望也抽掉了——他救济过的恋爱的女孩，嫁给了一个军火商——卓别林开始写《凡尔杜先生》剧本的1943年，希特勒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如凡尔杜一般，法西斯一边在焚烧炉中烧人，一边在花园剪玫瑰，吃素食、怜悯小动物的希特勒主宰着德国，战车正轰隆隆碾压着欧洲大陆；到1947年此片上映时，各国面临战后的经济凋敝、大量失业；而在不远的未来，技术将全面统治世界，将用另一种更和平与科学的方式，杀死人，一点点歼灭人性，人与机器，也将彻底合并。

或许是《凡尔杜先生》过于严肃、黑暗，对未来过于绝望，对现代社会的批评过于尖锐，尖锐到公众、政客以及所谓的道德委员会都无法承受。这部卓别林花费五年时间摄制、成本不低于一百五十万美元的影片，在美国仅仅上映了二千多场，虽然在英、法等国略略挽回点票房，两年间也只回收了三十万美元，卓别林遭遇票房与声誉的第一次惨败；1952年后，这部影片再也没有在世界任何地方放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