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对众人说，“你们去活，我去死”，苏格拉底是充满勇气地去面对死及灵魂转向问题。而法庭上的凡尔杜则是对人世充满绝望，心如死灰，因为活着比死亡更令人难以忍受。临死前，他问神甫：“有什么可以帮忙的？”真是莫大讽刺。当小个子凡尔杜，没有穿那身做工精致的外套，双手反绑，一蹦一跳地被狱警带走时，观众看着他的背影，惊讶地叫出声来：“呀，那不是流浪汉夏尔洛么？”

《凡尔杜先生》结尾，点睛的神来之笔是，刽子手问临刑前的凡尔杜要不要来根香烟或一杯朗姆酒，凡尔杜先是本能地拒绝，忽然改变主意：“我从来没有喝过朗姆酒。”他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眼神迷蒙……朗姆酒，这是他作为一个人，仅剩下的对生命的好奇。朗姆酒，酒醉，让人短暂失去理性、恢复人性，是活着时短暂的休息，短暂的解脱；而死亡，才是永远回归安宁。卓别林，在此处回光返照一下《城市之光》中那个深夜醉酒、寻死的富翁。但夏尔洛再也无法救他了。

夏尔洛的所有身份，都是短暂的，因为他有个永恒的身份：流浪汉。夏尔洛模仿“成功人士”，模仿得一般，他就成为社会大机器的一枚零部件，比如一个流水线工人，拿一份微薄薪水，酗酒，生病，死亡；模仿得好，他就挤进“成功人士”群，比如“凡尔杜先生”，“做生意”技艺高超，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甚至成为掌控他人命运的一个。问题是，卓别林的夏尔洛似乎过于笨拙，总是模仿不好。因而，他总是无法长期停留在一种职业上，总是一而再地重新成为一个流浪汉。

流浪汉，是游离于社会组织机构、游走于规范规训之外的一些人，他们生存于组织间的缝隙，如流水如风一般，随走随停，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其实他们并不蔑视规范，甚至渴望融入到社会组织中（如夏尔洛的模仿），却因为笨拙、无能、散漫、懒惰等等，而成为“废材”，又常常不自觉地成为规则的破坏者。流浪汉，可以用另一些词汇替换，“漂泊者”“边缘人”“业余之人”，那些不安于官僚机构或企业组织的，不安于一个固定身份的，皆可归入这一类。诗人、作家、艺术家，也可能是业余之人；酗酒者、精神病患者，也可能是业余之人。恰好是这样一些业余的边缘人、流浪汉、漂泊者身上，还残存着不被社会组织规训的人性。

然而，现代国家的特性是，游离于社会组织之外，是不被许可的。无论是流浪汉夏尔洛，还是厌世者凡尔杜，他们的归宿只有两个地方：医院或监狱。

《摩登时代》是二十世纪人类面对社会组织与科学技术感到彷徨的一个寓言（巴赞）。与其说夏尔洛是站在资本家对立面的工人阶级，不如说，他是站在与机器搏斗的“人”这一面。现代国家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官僚体制，一是科学技术。一个现代人，不是隶属于企业组织，就是隶属于官僚机构，都是官僚制科层组织；他的生活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技术、机械。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深刻预见了这两个要素在未来的加速度发展以及对人类的影响。影片第一个镜头，一口巨大时钟占满整个画面，这是区分现代（摩登）与传统的重要标志，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即为金钱。《摩登时代》的工厂，是个典型的官僚科层组织系统，由这几个层级构成：流水线的工人、监督工人的工头、指挥工头的老板、老板之上更大的老板。老板通过电幕监督工头，指挥调度流水线上工人的速度与进度，监视每个人是否偷懒或出什么状况；工人服务于机器，机器被老板操控，机器是中介者。夏尔洛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工人，处于科层阶梯的最末端，在社会这台大机器中，他是最微不足道的一枚螺丝钉。他的一切，都在时间与技术的计算之中，连同吃饭、睡觉都是被命令、被计划、被安排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哪怕借上厕所偷偷抽根烟休憩一下，老板也可以通过巨大电幕呵斥他：“快！不许偷懒，回到流水线去。”夏尔洛当即吓得将烟甩掉，一摇一摆回到流水线去。

但夏尔洛太过笨拙，是枚不那么合格的机器零件，在强大机器（国家、社会）的压榨下，他总是赶不上趟，却勉力在赶，终于被逼疯。疯狂后的夏尔洛，却表现出人性的一面，他在工厂跳起芭蕾舞，搞乱一切机器，引发混乱，将油壶中的黑机油喷到所有人脸上……在卓别林看来，癫狂、舞蹈、音乐，是人性的，可对抗机器的非人性。也正因为夏尔洛残存的这一点点人性，使他成为社会组织中不合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