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疯的夏尔洛连流浪汉也没资格做，直接被送进医院：一边是警察，一边是医生，两个人将他架进精神病院的车里。经过一段时间诊治，他似乎恢复了理智。可才出医院，就遇见大罢工，他拾到一面红旗，走在游行队伍前面，莫名其妙成了罢工领袖，被警察抓进了监狱。医院与监狱，是现代国家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意象。在卓别林电影中，夏尔洛这个流浪汉，日常生活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与警察搏斗，在医院与监狱之间进进出出。《摩登时代》中，夏尔洛进了三次监狱：一次作为罢工领袖，一次是救偷面包女孩，一次是作为商场守夜人却伙同失业饥饿的工友一起偷盗商店食品。电影结尾，夏尔洛与女孩再次从餐厅逃走，还是为了逃避警察的抓捕。

至于凡尔杜先生，前三十年他是银行小职员，处于官僚体制的下层阶梯，为了养家糊口，他原是心甘情愿蹲守在这个阶梯，但大时代背景下，他连蹲守在下层阶梯都不可能了，脱离科层组织的他，孤零零一个人，被抛到社会汪洋大海中，他只好自己单干，出去寻找“食物”。但通过杀人找“食”，类同于打零工，处于极不稳定状态，换言之，他是在全国各地“流浪”，扮演丈夫，杀“妻”谋财。这种“杀人生意”肯定不能维持多久，最终，他会如同流浪汉夏尔洛，被逼进两个地方：医院或监狱——或因长期紧张、高强度算计，不胜重负而崩溃、疯狂，进了医院；或是被警察抓到，关进监狱，判处死刑。凡尔杜看透了这点，故而放弃逃亡，束手就擒。

同情夏尔洛或凡尔杜，毋宁是同情我们自己，我们这些可怜的原子人，一个个孤单移动，时刻会被社会吞噬掉。在《摩登时代》中，机器大生产还很粗糙，流水线工人的待遇也很悲惨；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技术更为精密、隐形，对人的控制也更黑暗、隐秘和不留痕迹。《摩登时代》表面呈现的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好像只有工人被迫成为大机器的零部件，资本家则是奴役工人的“人”；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几乎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成为技术力量的一部分，人们使用技术时，更舒适、更不留痕迹，因而更自觉自愿地成为现代机器的一个零部件——没有手机，将无法处理任何事情；没有身份证，将寸步难行；没有电子监控，警察无法破案；没有仪器，医生不知如何看病；没有大数据，所有的结论都失去了依据。在不久的将来，人机结合，基因改变，不必谈什么人性存在，作为一个纯粹的生物人，是否存在，都是一个问题。《寻子遇仙记》中，夏尔洛梦见自己肋下生双翼，飞翔起来，遇见天使，天使们却将他狠揍一顿，他翅膀折了，羽毛被拔光，就栽了下去……可怜的现代人，飞不出地面的黑暗，上升不到天空去。

1935年，《摩登时代》拍摄完成，第二年上映，引发争议。首先是影片在罢工、失业、暴动、经济萧条背景下，批评劳工与机器竞争，以及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在美国，卓别林一直遭受纳粹组织、美国极右势力的诋毁，因其被认为对布尔什维克有好感，具有左翼倾向。拍《大独裁者》时，甚至遭受匿名恐吓、发行抵制。卓别林否认自己是一个共产党人，也不是政治人物，他只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有人批评他不爱国，卓别林说，他是一个世界公民，“有人以爱国主义为幌子，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而在美国，“这些被特权阶层保护的‘爱国者’，正在破坏美国民主政权的基础，他们形成的可怕病毒，正在侵害美国的正义形象，如果不能阻止他们，他们会使美国演变成为又一个法西斯国家。”正是卓别林从不妥协改变他的立场、观点，《凡尔杜先生》上映后，更遭到以道德之名的诋毁和敌视。1952年，卓别林搭乘“伊丽莎白女王号”前往英国，美国当局突然宣布拒绝卓别林再次入境，并要求他就一些涉及政治性质和有关道德败坏的控诉进行申辩。1953年，卓别林定居瑞士洛桑附近，同年，获得在柏林颁发的国际和平奖。此后，卓别林在洛桑别墅隐居，直到八十八岁去世。

《摩登时代》在美国不受待见的缘由如上。奇怪的是，此片在前苏联也受冷遇。因为《摩登时代》批评的现代性问题，无论东西方都存在。同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对之充满积极乐观的看法，卓别林却对机器大生产提出质疑，他看见工人被机器驱赶，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极大的伤害，这是他决定拍摄《摩登时代》的初衷，他被嘲笑为要用纺纱车代替纺织机械的甘地派，认为是时代的倒退。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一切征兆都在证明《摩登时代》的意义超越了其拍摄初衷。卓别林在此片显现对现代国家存在问题的洞见，对科技发展保持警醒的预言，在当时却如“半夜鸡叫”，没有人在意或喜欢。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造成大量杀伤，卓别林猛烈抨击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