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通过阅读张欣的作品，以为学界对张欣的作品的价值有所忽视，其小说文本可以说是被低估的。张欣及其写作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值得重视。

其一，“轻松”的文学观。张欣说：“广州实在是一个不严肃的都市，它更多地化解了我的沉重和一本正经。我觉得文学没有轻松的一面也是很可怕的。深刻也好，轻松也好，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始终端着架子，哪怕是一个姿态，也要有个说法。”[4]366张欣还说：“小说也有解闷的功能”[7]，“哪怕是某个旅人在上车前买了一本，下车前弃而不取，我觉得也没什么，至少填补了他（她）在车上的那一段空白，至少完成了文章的一半使命——娱乐人生”[10]《代序》。这些话清晰地透露出张欣的文学观——文学应当有放松心情、娱乐人生的功能，文学应该亲民一些、大众化一些。通观当今文学界，以高雅文学自居者有之，自诩先锋文学者有之，却很难找到一个大作家会公开地宣称其作品就是给人放松的。似乎每一个作家都在追求“深刻”“严肃”，而张欣却不端架子，不装沉重和一本正经，不故弄玄虚、故作深沉。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文学观，张欣在构思故事时尤其重视可读性，加之小说多以“言情”为主，所以张欣曾被人冠之以“大陆琼瑶”的帽子。但张欣对此不以为然，她始终将自己的写作视为严肃的纯文学。“我是坚持小说要好读好看这一原则的，尽管我付出了代价，甚至要承担通俗作家的美名。但是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严肃的纯文学作家，别人误读我也没办法。”[5]

严肃、认真的写作心态与轻松、可读性强的小说文本，构成了张欣写作的一体两面。这个“一体两面”，使得张欣的作品打破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没有前者，张欣的作品就会沦为低幼的大众读物；没有后者，张欣就会曲高和寡。张欣巧妙地将二者结合，使自己既区别于一批小众作家，又超越了琼瑶式的言情范式。正如戴锦华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欣是新时期以来第一个成熟而成功的女性通俗小说家。”[11]这个评价不妨看作是对张欣写作一体两面的一种肯定。

其二，不做道德评判的叙事方式。有学者在论及岭南文学的特征时指出：“总体而言，岭南文学重于人间烟火而轻于形上玄思，乐于红尘琐事的吟哦而疏于史诗品格追求，甚至自动放弃了精英阶层的批判、反思立场而走向对现实的诸多认同，呈现出马尔库塞所批判的缺乏批判与超越的‘俗化’倾向。”[12]这段论述用在张欣身上亦是合适的。张欣的作品不追求宏大叙事和哲理玄思，而钟情于人间烟火和世俗人生。重要的是，张欣在表现都市人的故事、欲望和喜怒哀乐时，选择了一种平视生活的非精英立场，从而弱化了中国文学自近代以来所看重和追求的启蒙色彩。张欣认为，小说“有只呈现不解释也不分辨的功能”[7]。她的创作完全遵循了这一原则，即不对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故事做道德评判，哪怕只是不留痕迹的暗示都加以拒绝。小说中的人物，无论属于哪个阶层、从事何种职业、做了什么事情，作者都没有给予道德层面的评价，更不会以旁白的方式进行说教。对人物既不仰视也不居高临下，无论“剧中人”发生多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作出多么不可思议的行为，作家始终是“平视生活，安静写作”。张欣自己也说：“我对笔下的人物是尊重。至于说同情，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同情，我觉得人不是生来就坏的，甚至十恶不赦的罪犯都不是生来就坏的。”[6]104这种对人物的“尊重”，让我们看到作家写作时的非精英姿态和非启蒙立场。在她的作品里，我们看到的顶多是对俗世人生的一点点同情和悲悯。张欣只是将都市人的“故事”经过挖掘、加工、整合之后，“客观”地呈现出来，然后交给读者自己去评判。这种叙事方式是鲜见而可贵的。

其三，不以乡土为参照的城市书写。中国社会自古就是乡土社会，中国人的思维也是乡土式的。基于此，近代以来，乡土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上始终占据绝对的强势和霸主地位。自五四时期鲁迅等人开创乡土文学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成就突出、地位显赫、被推崇备至的作品几乎都来自乡土文学。这与中国人有浓重的乡土情结是分不开的，当然也是与中国的社会状况分不开的。城市化、现代化大规模铺开，城市文明真正全面进入中国人的生活还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反映在文学上，就是中国的城市文学始终处在不够成熟的阶段，缺少代表性的作家和经典性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国文艺中有着视城乡为二元对立的传统。在现当代作家笔下，城市往往是作为乡村的对立面而加以呈现的，它要么代表着现代的、进步的文明形态而被给予肯定，要么象征着罪恶的渊薮而被批判；对应的，乡土要么被视为纯洁、诗意的乌托邦而加以歌颂、唱挽，要么被视作愚昧、落后而进行揭露和启蒙。总之，城市和乡土是一组对立的二元项，是供彼此参照的写作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