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说，现在没有猪瘟，几乎可以断定，猪是吃了那些发酵泔水死的。可有什么办法，人家又不是存心的。他送发酵泔水是一片好心，把死猪贱价销到城里饭店也是一片好心。

从外婆家回到老家罗岭上学后，我首先只能靠放牛、捡柴打发闲暇时光，技术含量较高的打猪草由姐姐完成。我读到三年级时，姐姐去县城寄宿读初中了，打猪草的任务自然落到我肩上。

我一直觊觎着这个差事，并非缘于这个差事有多“美”，而是它长期以来被姐姐骄傲地霸占着。另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是，妈妈和姐姐再三强调打猪草的技术性，认为像我这样年纪小的孩子分辨不出草的毒性。然而，我七岁就开始放牛，牛可比猪粗野、顽皮多了。当时，那几个大孩子欺负我，将一头绰号“皇帝”的最不听话的牛交给我，我不一样放得好好的？

姐姐不买账，她说，猪要靠人喂，牛是自己寻草吃，又不是你的功劳！我觉得这里面有些问题，讲不过姐姐，但不能丢了面子，便硬起颈根狡辩，为什么牛可以自己寻草吃，猪就不行呢？姐姐这下更神气了：“猪蠢呗，所以需要聪明的人帮助它；牛好聪明咯，找个蠢人放一放就行了。”

我的气全憋在肚子里出不来，暗下决心，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要养一头能自己找草吃的猪。

我家的猪栏房比外婆和小姨家的都要小，但更精致。地上铺的是沙合土，而且铺出一个小小的坡度，猪粪自动聚积在低处，便于处理，猪身上也干净很多。和外婆、小姨家还有一个不同，我家每年只喂一头猪，年初买只小的回来，喂到年尾杀。虽然结局相同，应该说，生活在我家的猪还是比较幸运的：居住环境好；没人争食；承担喂猪任务的姐姐凶巴一点，但罗岭村除了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李燕子，哪家都找不出这么漂亮的姑娘。

此前，我并没注意，姐姐留给我的这头猪比别人家的猪明显长得好看些。白白的身子，毛浅而细，摸上去也不扎手；耷下来的耳朵像两块柔软的玉兰片；圆圆的鼻孔一伸一缩，像在讲话似的；精巧的蹄子，从前面看像裹脚，从后面看像个穿高跟鞋的女生……姐姐养的猪颇有些她的作派，只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吴家公主”那样的气派。

我接手这头猪的第一天，就想给它起个名字。我和姐姐一吵起来，她就骂我“宝里宝气”。如果我回骂她“宝里宝气”，就会惨遭诸如不带我出去玩、不教我做作业、不和我说话等极不人道的制裁。这下好了，我没有任何障碍地将“宝里宝气”赐给她的猪做名字，应该也算是另一种方式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可是，我没自得几天就发现，这个命名实在太宝里宝气了——她人都走了，这头猪现在是我的，我不等于自己骂自己呀！

问题是，这四个字很容易叫成口头禅，连我妈都喊它“宝里宝气”了，只好听之任之。反正我的猪又不是我，它宝里宝气又不是我宝里宝气，虽然我从给猪命名这件事上，隐隐觉得，姐姐总是骂我“宝里宝气”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有些沮丧，但不颓唐。我决定在喂猪这件事上大胆创新，借此一洗自己身上的“宝里宝气”，让姐姐放假回来，为我，为我养的猪，大吃一惊。

我第一次打回来的猪草，经过妈妈严格审查，有一种“樟脑芹”是猪不能吃的。这种草个矮茎细，叶子像芹菜，小而薄，喜水却又耐旱，在水边可以长成“大家闺秀”，在干旱之地也能蓬松一团，结出鲜红的、樟脑丸大小的圆果子，酷似村姑的一头乱发上面插着一枝花。猪吃了它，轻则腹泻，重则倒毙。我的篮子里还有一长串“马绊筋”也被妈妈拎了出来。她说，老得可以当绳子用了，猪能吃吗？

“妈妈，我放牛得到过村长和宋大伯的表扬，是不？”

我想趁这个机会，跟妈妈说些想法，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竟然说到放牛去了。不过，放牛的确是我值得骄傲、骄傲得可以把尾巴翘上天去的一件事情。没有谁，包括村长和老把式宋大伯认为我奈何得了“皇帝”，但我从它眼里读到一种叫孤独的东西，我用同样的眼神告诉它，我希望和它做朋友。我们果然就成了好朋友，好得让那些大孩子们妒忌。我家那位不可一世的公主，就是从我放牛开始对我刮目相看的。她去县城前，对妈妈说，小宇牛放得那么好，喂猪没问题的，你放心。

妈妈眯起眼睛笑了，“你放牛还不错，可放牛和喂猪是两码事，牛可以自己去吃草，猪只能由人喂，喂得不好就长不好。”

“妈妈……放牛和喂猪或许可以相通。你看一只鸡关在埘里都要出来散步、觅食呢，那么大一头猪，一天到晚关在栏里，它哪会开心？我像放牛那样，每天去放放猪，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