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乐感文化”概述

20世纪80年代，当代学者李泽厚将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定义为“乐感文化”。他认为儒家文化引导着中国人过着一种“乐感”的生活。它强调人存在的主体性，以身心幸福地生活在世俗世界为目的，从而培育了中国人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乐天”精神和乐生、庆生、追求幸福的群体意识，以及达观自处、乐以忘忧的民族心理结构。

“乐感文化”是由长期历史发展积淀而成的，如先秦文学《易经》中的“乐天知命”和《庄子》中的“自由之乐”；又如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定胜天精神及古代戏剧创作的普遍“大团圆结局”模式。“乐感文化”中乐天、乐生已深深地积淀在民族意识中，是影响中国人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在新时代依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在许多当代艺术作品中仍有体现。

二、“乐天”精神在岳敏君作品中的审美体现

在当代艺术中，玩世现实主义艺术家岳敏君的作品狂喜人物系列渗透了“乐感文化”中的“乐天” 精神。他运用了乐观的语言，刻画了大量整齐划一、疯狂大笑的面孔和肢体拧巴、动态扭曲的滑稽自我形象。岳敏君将这些狂喜的形象符号化，将这一母体置身于各种荒诞场景中，运用复制性和标准化形式、明亮的光线和艳俗的色彩不断衍生出新的主题，如《名画改编》系列、《我是龙》系列等。以作品《孤岛》为例（如图1），画面中的人物双目紧闭似乎难以窥探其内心世界，他们歇斯底里地疯狂傻笑，仿佛在尽情享受阿Q精神，他们陶醉在自我的世界中，与现实世界身处孤岛的绝望充满对立，给人一种盲目乐观、荒诞滑稽的感受[1]。

在“乐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中国人逐渐形成了面对痛苦时“一笑了之”的“乐天”心态，岳敏君以这种乐观心态为核心观念，刻画了狂喜形象并将这一符号极度夸张和无限繁衍，产生了与现实矛盾的狂喜形象，构造了荒诞戏谑的故事，蕴含着隐喻和反思[2]。“乐感文化”中的“乐天”精神在塑造乐观豁达心态的同时，也突显了易于逃避现实、忘却苦难和盲目乐观的浑噩状态，这种状态在岳敏君狂喜与扭曲、顽劣和自嘲的形象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通过与现实矛盾的符号，隐喻了狂喜人物背后的苦涩与无奈。

图1 岳敏君 《孤岛》

三、“乐生”观念在南方作品中的审美体现

“乐感文化”中“乐生”的观念影响了南方的绘画观念。南方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画家，在平和宁静的环境下幸福成长的经历，致使他的作品与以岳敏君为代表的玩世主义画家所表达的深刻与沉重不同，幸福、成长和快乐流露在他的笔端。他的作品通常刻画绿色毛发、红色脸蛋儿、天真烂漫的孩童，时而摸老虎屁股，时而戏蝶逗猫，时而幻化为身骑白马的王子（如图2）。他通过亮丽明快的色彩和稚拙虚幻的笔触营造了许多温暖有趣的故事，生动地再现了孩子生长过程中的幸福瞬间，传递了亲切可爱、幸福温暖的感受。他从孩子的视野出发，以纯真可爱的孩童为符号，衍生了《幸福着生长》《我愿相信那些美好的东西》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将孩子天真烂漫与因之而来的幸福感一起表现在画面中，通过孩子的形象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当下生活的享受与喜悦，展现了当代社会中以家庭为定式的幸福的生存情态。

图2 南方 《王子驾到》

南方的作品运用了稚趣的孩童形象和纯真的绘画形式，营造出了明亮、深情又富有诗意的温暖与幸福，生动而富有情趣。他的作品渗透了“乐感文化”中“乐生、庆生、追求幸福生活”的观念，表达了“美好无处不在，不幸在别处”的感受和对当下生活的迷恋及对未来世界的期许。

结 语

“乐感文化”对当代艺术家岳敏君和南方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运用了符号化的人物形象，通过不同的形式语言，表达了对生活的不同感悟。岳敏君的符号是狂喜与扭曲的自我形象，是诙谐、嬉皮的自嘲形象。他将悲剧喜演的方式极度夸张化，通过运用人物过度狂喜所产生的荒诞与顽劣，间接地反映了繁荣喜乐阴影下掩埋着深度不安。而南方作品的符号是快乐的孩童形象，他刻画了孩子纯真浪漫的面孔和幸福快乐的生活，彰显了其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当下生活的喜悦情感。在当代艺术作品中，无论是用极度喜剧的笑脸间接地表达痛苦与无奈，还是直接地抒发追寻幸福的喜悦情感，都是“乐感文化”在不同作品中留下的印记。不可否认的是，“乐感文化”对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和审美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成为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